“容规”向“明数”转型的兼容性研究

2023-10-11 10:06

摘要“明数”是当前提高公共行政效率、方便群众的新型载体; 《明书》既有宣传国家政策的,也有适合各民族农村实际的地方知识。 “清书”如何在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之间兼容乡村治理?本文以《容规》为参照解释法理关联性,拟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探讨。

关键词 少数民族习惯法 《清书》 传统 现代

作者简介:刘军,贵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民族法学专业2017级博士研究生。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法理学和民族法。

CLC号:D90 文档识别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7.003

追溯人类社会的文明轨迹,既有主流文明的权威,也有本土知识的话语。无论何种表征,它们共同塑造了文明的多维内涵。整个人类文明的冲突史,始终伴随着民族与地方、边缘化与主体化、传统化与现代化的博弈。费孝通先生主张多元一体的国家文化政策,不仅包括主流文化的多样性,也包括其他本土文化的多样性。在《地方性知识》中,格尔茨对民族志、解释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描述”。地方知识对于区域治理的地方政治文化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笔者认为,多元文化的溯源和延续,离不开特定的地域和人文环境,无论是带有宗教性质的少数民族习惯法(如雷山县苗寨传统的“让规”,贵州省黔东南州)或以上现代法律思维的“清书”,疑似将少数民族传统边缘习惯法切换为国家法。无论是基于法治还是基于德治,两种不同背景的本土知识发生了“碰撞”。

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就少数民族地区而言,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村落的习惯法存在诸多差异。从内容上看,涉及土地、水资源、纠纷解决等诸多方面。如今,一种新的物理载体——“白书”正在逐步推广应用。以前的“明书”在功能和价值上效果不佳,范围也有限。如今,地方政府印发的“明书”携带方便、通俗易懂。它们不仅传达了国家的方针政策,也细化和规范了村民维权、办事的程序。深受各族人民的认可。涉及教育、移民等、生态、婚姻、医保、住房、纠纷等内容。既然《兵法》吸纳了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部分功能,也能满足对习惯法内容的传承和理解,那么当传统与现代不同的文化载体碰撞、交融时,两者能否实现和谐融合呢?从而共同努力实施十九大报告强调的乡村振兴战略?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否因“兵书”现代文明符号的渗透而削弱了其作为地方知识习惯法的权威?根植于当地的习惯法文化传统是否有可能被新的文化或文明形式所取代? “清书”是逐渐取代少数民族习惯法规还是“分道扬镳”?两者能否在传统与主流边缘的现代语境中共存、交融?带着这些问题,笔者下面将进行深入研究。

1。少数民族习惯法解读(以苗族《让规》为例)与《明书》

(一)“容桂”释义

“容规”是苗族人民的一种强制性规范,限制人们的行为习惯,强调权利和义务。它在苗族聚居地区存在并至今仍大量使用,尤以贵州、黔东南地区分布最广。 。 “让归”起源于苗族的“依郎”活动。 “依郎”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词,而是汉语“依”和苗语“郎”的组合。可以说是两个民族语言文化的微观反映。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黔东南州雷山县长群庙地区称“沟浪”,雷山县西部的大寨称“农锅塘”,台江县北部的排略上寨称“沟浪”。名曰“苟汤”。议郎的活动与立法活动有些相似。与国家立法活动不同,依郎虽然具有类似的立法特点,即通过协议产生“规矩”,但整个活动没有固定的组织管理架构,仅以苗族的“海头”或“规矩”为基础。 “李老”临时召集并主持此次活动。依郎活动庄严神圣,具有原始宗教的形式。参加“仪郎”的人必须饮酒血酒并发誓,表明规则的执行得到神、鬼或其他超自然力量的保证。商定的《规矩》对苗寨村民具有约束作用,不得违反。因此,《令规》与国家法律的价值取向一样,调整着苗族公民的日常行为和公共利益,对维护苗寨的社会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在当今推进法治现代化的时代,宗教“规则”仍然为国家法律提供了有益而有力的补充。

(2)“清书”的理解

“悟书”有的地方也称为“悟卡”,取决于载体的物理形态和空间形态。物质形态的表达以小册子、传单、较厚的卡片等不同的表现形式为主;而空间形式则是“理解卡”不仅以实物形式存在,还以电子空间传递信息,比如政府微博。微信、手机短信平台、官方网站等都有“懂卡”信息。

由于我国不同村庄,特别是少数民族村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语言交流、风俗习惯等各有不同,各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特点制定了“明信”或“明卡” 。政府或其他行使社会公权力的主体,还根据管理方便,制定和发出不同类型的“明函”,如涉及商业、文化、经济、风俗习惯等,有的称为“通知函”。地方。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们是国家与当地知识相结合,使其具有普遍性、简单性和可操作性的“村规民约”。本文通过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比较研究,将《明则》的适用范围限定在少数民族地区。下面讨论涉及的“名术”语义也包括“名术”的概念范围。 “明书”存在的基础和目的是通过文字、图表、图片等符号系统传达国家或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它比以往的宣传口号更具有政治和政策含义。

笔者认为:“明确声明”是行使公权力的机关、组织必须明确落实国家方针政策的程序,便利公民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关义务的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明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它具有法律规范的某些特征,但不是法律规范。 “明书”的社会价值在于让群众了解做事的过程或者如何主张权利的保护、权益的诉求。它与村规民约相似,但适用范围比村规民约更广,因为它在大多数地区具有普遍适用性。 “明函”的覆盖范围和适用具有行政依据。例如,贵州省黔东南州颁布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向群众发放明白卡工作的实施方案》,就是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向群众发放明白卡工作的实施意见》的精神制定的。

现以雷山县朗德镇、望峰乡为例。 Roundtown 的一些 《郎德镇综治平安建设、安全生产、消防、交通安全、禁毒明白书》 规定:

1。主动将私自藏匿的枪支、弹药和易燃、易爆、剧毒、危险物品交给公安机关。否则,对举报、揭发、查证者,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不要有贪婪的思想,不要相信别人关于用古钱币、外币、珠宝兑换人民币的兜售,以免上当受骗;始终“守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杜绝入室盗窃案件的发生。 。

3。严禁在家里堆放大量柴火、鞭炮等易燃物品,以免引发家庭火灾等规定。

望峰乡《望丰乡“鼓藏节”明白书》部分规定:

1。鼓藏节的用语有哪些?杀猪的时候,需要使用行话。屠刀称为“叶”;当你带“杀猪器”时,你要说“带一块石头”;杀猪时,称为“挖茎兰”(康官人),是猪死后先用的。用稻草盖的叫“被子”;用稻草烧猪毛,称为“拖哈”(照耀); “喝”叫“喝水”;酒食充足,称为“满仓”。送客人回家时称为“龙马”。

2。鼓藏节期间的禁忌。不允许爬树或爬屋顶;不准唱情歌,不准说淫秽言语;不准随意发生性行为;不准与他人争吵或打架;如果村子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你不能说坏话,只能说好话。

(三)“容桂”与“明疏”的区别

之所以将《容规》与《名术》进行比较,是因为它们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调整社会秩序,追求相同的价值取向。他们都希望适用对象能够遵守,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调整目的。但两者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差异。

“让归”起源于雍正元年(1732年)前后的太公(今台江县)。为了反抗清政府,苗族人民杀牛喝血酒立誓。苗寨“锤子”或“李老”召开,没有固定的讨论组织和结构,演习主体单一。由于没有自己的书面文本,没有书面的交流,只能依靠口头传播来实现。 《清书》大约制作于20世纪90年代,具体时间不详。它是政府、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依据村民获得住房、教育、婚姻、林地、土地、消防、维权渠道行使公权力的文件。相对规范的适用载体特点是纸质材料灵活,以及微信、短信平台、政府官网等电子媒体。在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上,“让规”更倾向于当地传统或当地知识,逐渐转型从海关到习惯法;而《明疏》则从内容、载体、程序等方面窥见国家法律的影子,更具规范性和实用性。

2。传统“容规”与主流“名术”的法律与文化冲突

苗族“让议”活动产生的“让规”由来已久。追根溯源,就是缺乏国家法律等明文规定的干预。为维护苗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现将原安全注意事项解释为相关规定。村里的重大公共利益问题都要“议”。由于苗族村民对超自然力量和鬼神的传说的崇拜,违背“让规”就意味着违背神的意志,公然反对神的力量,最终会受到神的惩罚。这与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信仰有着类似的约束基础,即以带有宗教属性的自然崇拜作为威慑,苗族也自愿接受了《环规》的约束。因此,它能够起到维护社会秩序、聚集民族向心力的作用。可以说,“容桂”的出现有其自身的文化背景,不受国家法律和社会规范的限制。但苗族人民基于生产、生活、安全的需要,自发“立法”,饮血酒立誓,自觉践行“环规”。虽然“囊归”不是由“囊头”或“李老”个人权威决定的,而是通过一定的民主协商,随着国家法律的不断完善、法制社会的不断推进、乡村治理手段的多元化,由此,依赖原始宗教的“让归”逐渐失去了生存土壤,特别是由于传统村落的弱化和丧失、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法律素养的提高。逐渐被现在流行的“明书”所取代。这种更替也是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对话和碰撞。越科学、文明的方法越容易被人们接受。无论是习惯法还是村规民约,当地知识都非常重要。这就是国家法律默认适用的原因。但各少数民族的习惯法都有与国家法律相一致的部分,也有不相容甚至违反的地方,需要法律的整合和调整。虽然“明书”不是法律,但它很好地将国家法律与村规民约、民事契约、习惯法联系起来。可以说,《明疏》在《让规》与国家法律之间起到了较好的中介和过渡作用,在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中找到了一条缓冲路径。

3。苗寨“容桂”的治理功能逐渐被抹去

在苗寨,“容规”不仅作为一种习惯法发挥着调节作用,还表现出类似于村规民约的维护价值。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国家宏观法制社会的“一郎”活动动机和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带有宗教色彩和迷信形式的“一郎”存在的空间越来越小。其突出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被现代文明和法律所抹杀。法律人类学中“让归”所体现的乡土知识,也因缺乏“明疏”等现代文明介子,缺乏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强制性、程序性而被认为更加科学。有效替代其他治理介质。在苗寨,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完善和普及,苗族村民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逐渐提高,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信息共享日益密切,杀牛喝血的习惯也逐渐流行起来。立誓几乎已经消失,尽管现在有“议”“穰”活动,产生了口头“穰规”,但这些规矩已逐渐转化为现代村规民俗。苗寨治理中的传统或边缘习惯法已巧妙地过渡到现代文明和现代法治。有缺陷的习惯法形态在国家法律治理领域被记录为少数民族文明,但作为一种治理方式,它终将走向终结。新的治理方法“清书”或其他治理方法将国家法律与当地知识相结合,以进行有效的交接。

4。现代能否获得传统? “清书”对各少数民族村寨习惯法的挑战

除了苗寨的“容规”外,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侗族、布依族、土家族、瑶族、彝族等主要少数民族的习惯法。与村庄治理有关的各种习惯法根据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由于民族文化和习俗的不同,存在很多差异。有些习惯法通过石碑等形式表述,涉及行政、刑事、民事等方面。 《清书》能否取代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习惯法,或者说已经逐渐取代了少数民族原有的村规民约?在内容相同甚至《清书》更为完整的情况下,诸如“《清书》”之类的传统法律除了发挥历史社会功能外,还有“容规”、石碑等通过传统传承下来的习惯法就失去了它们的作用。今天的生存价值?目前来看,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部分调节价值不会被严重削弱,但其社会地位的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认为,“清书”挑战少数民族习惯法和村规民约的原因有四个。

首先,少数民族习惯规矩的内容也可以在“清书”中得到体现。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定可以以“明书”的形式体现,其实体载体由石碑等告知书转变为随身携带的“明卡”或跨地域的微信平台等。保持不变,但形式发生了变化。变化可以表现为少数民族的习惯,也可以表现为少数民族的“清书”。

其次,少数民族习惯法中不存在的“明书”可以得到补充和完善。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指一定少数民族在其历史传统中传承下来的习俗,通过一定的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或协议而形成的相互遵守的规范。虽然它缺乏国家法律的立法条件,不符合法律的形式要求,但它仍然发挥着法律的一些调整功能。但由于“立法思维”的局限性,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规定难以全面涵盖所有涉及少数民族公共利益的事项,如精准扶贫、贷款政策等,村民们很难理解。 “清书”可以结合国家政策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法律内容应当有效整合,形成兼顾两者的“规范融合体”。传统习惯法与现代国家法已从以往各自的努力转变为兼容并蓄的合力。

第三,“清书”比少数民族习惯法更方便适用。习惯法大多是通过固定的石碑等载体来宣扬和表达的,但对外出务工的村民却很难发挥约束作用。特别是传统少数民族村落规模逐渐缩小,异质性加大。村庄被视为地区。单位的民族凝聚力被削弱。因此,通过石碑等方式记载的少数民族传统习惯法和村规民约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相对较弱。 “明书”的跨地域性就更方便了。

四、《名书》对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影响。笔者对《明疏》的分析,前三点凸显了其相对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优势,但《明疏》目前还不能取代少数民族传统习惯法。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习惯法是本民族历史的积淀。有些文明无法仅靠文字来涵盖。 “清册”的出发点是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让公众了解服务流程。 、申诉渠道,但“清书”并不是少数民族的习惯法,而只是具有一定习惯法形式或要素的村规民约。也就是说,《清书》兼具了一些习惯法、村规民约和民间契约的双重特征,但又不完全是其中之一。对于土著地方知识而言,具有国家法特征的“清书”目前还不具备取代少数民族传统习惯法的全部条件。特别是对于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庄来说,“白书”可以传达国家政策,公共服务程序是权利救济渠道,但无法涵盖所有​​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对于单一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庄,“明书”可以体现“国家法律”与当地知识的结合,但对于不同民族聚居的村庄,就只能用“明书”来体现。适合不同民族的书籍”,难以突出少数民族生活习惯或习惯法的当地知识。

5.现代与传统之间徘徊的尴尬:《冰书》的价值定位在哪里

《明术》题目的意思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把简单的东西编程,把编程的东西本土化。这是从“明信”到涉及到村民权益保护以及涉及到自身权益的各个方面的服务流程。这就是“明书”的灵活性和方便性。加上当地的语言描述,《明书》将现代文明的政策与传统文化的习惯有机地结合起来。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形态实现了载体的功能。融合作为政府的抽象主体、作为少数民族习惯法制定的主体被抹去,“明信”的内容,特别是涉及自身权益的事项,成为一个话题。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同时,结合当地氛围的语言表达和对风俗习惯的尊重,“名书”比石碑等传统表达载体更加友好。但需要注意的是,《明则》本身并不是习惯法。它不具备习惯法所产生的文化土壤和习俗。 《明疏》更倾向于村规民约。它继承了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它继承了国籍。习惯法和其他传统村规民约。但一些少数民族村寨的“明确文件”仍然延续了传统少数民族的习惯规定,比如违规罚款,如《雷山县森林防火工作明确文件》第六条的处罚规定。具体金额进行比较。随机的。例如,该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违反规定在野外用火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客观地说,《明疏》浓缩了习惯法的“法”要素和村规民约的“规”要素。它是适应现代法制理念和乡村治理的“两个差异”的科学载体。

但笔者担心《名书》的先进性无意中“破坏”了少数民族习惯民俗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特有的地方知识,不是《明书》的规定所能涵盖的。其他还有许多与公共利益无关但仍然保留下来的民族习惯和习俗。这些生活习惯离不开一定的地域空间和人文环境。在少数民族习惯法受到“清书”载体冲击的当下,它虽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民族习俗的长处,避免了民族习俗的短处,但始终无法完全取代当地固有的地方习俗。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形式。任何文明的命运、文化的传承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国家发展规律。 《清书》无意夺取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地方权威。相反,它展示了现代法治对当地文明的影响。任何不能适应现代法律思维和法治现代化道路的法律形式,都将被公私利益的多重价值诉求所取代。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和习惯,符合法治精神的就应当继承和发扬,背离权利本质的就应当摒弃。笔者坚信,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是一个学习、借鉴、不断融合的过程。每个民族都有勇气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下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的民族习俗,以及如何完善本民族的习惯法和国家法律。我们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伟大战略,进一步展现乡村好风好治。少数民族地区。

注:

周向清。雷公山地区苗族习惯法中的规章制度研究民族法律研究。 2009 (2).

徐晓光、徐斌、张丽琴。 “清账”现象的法律与社会学反思——以贵州省雷山县、丹寨县苗族基层社会治理创造力为例贵州民族研究. 2016 (5).

周向清。黔东南雷山县三村苗族习惯法研究民族研究。 2005 (3).

参考:

[1]徐晓光主编。金平农村社会法律与民事纠纷解决。民族出版社. 2012.

[2][美国]克利福德·吉尔茨(编辑)。当地知识。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3]张丽琴(主编)农村社会纠纷化解过程的叙述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4]谢辉.乡村社会、乡村规章制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遭遇.东岳论丛. 2004(4)。

[5]孔德勇.政治认同的逻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1).

[6]丁薇薇.农村法规与民事契约和国家法律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理论月刊。 2006 (4).